首先，感谢大家的到来，我内心的感动无以言表。写作这么多年，到现在也没出过一本书，这让我感到难为情，因为朋友总是问起，你到底出过什么书，我说一本书都没有。但实际上，我并没有停止书写，电脑里躺着的各类文字，也有一百多万，但总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，总觉得没写好，不愿以书籍的形式示人。在孤独的写作过程中，我总相信，有一天，会和朋友们见面，就像今天一样，这种心灵的感应和期待让我内心宁静。我和罗伟章的处境一样，他面临“底层作家”的标签，我面临“农村儿媳”的定见，这种辨识度的指认，尽管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我们，但也有助于我们梳理自己。在这里，我愿意和大家说说心里话。
第一，关于身份认同。今天大家对我的评点和梳理，让我豁然开朗，我找到了多年纠结的原因。为什么不肯出版作品？最根本的，来源于身份困惑。我不知道该以文学批评、文学创作，还是别的身份出现？但近几年的创作实践让我坚定，我内心最愿意接受的是知识分子身份书写。在这种定位下，我不会在乎以怎样的文体写作，只会在乎关注、思考的问题。我很看重自己是否坚守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立场，我不觉得强调知识分子身份是一件让人羞赧的事情，我承认内心有一种紧张感，我感觉自己和时代之间，始终存在一种建立在真实生命体验之上的对抗性，我没有办法舒缓这种情绪。在《回馈乡村，何以可能》中，有人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会以如此激烈的方式，呈现这个家庭的痛苦？对我而言，尽管这篇文字实现了对现实的直接指证，但回复到内心，事实上，这并不是一篇单纯反应农村现实、揭露农村黑暗的文字，多年来，在时代转型过程中，如何直面自己的经验，直面个人的渺小和卑微，在时代无从把控的大潮中，探究个体和时代之间的隐秘关联，成为我无法回避的精神困境。讲述我亲人的故事和遭遇，实际上是我企图救赎内心的困顿和迷惘的开始。在前面的发言中，黄纪苏老师提到了时代的“名”和“实”之间的分裂，李陀老师提到对时代的整体性判断，包括于建嵘老师在回应李陀老师的观点时，从具体层面对社会的关照，都切中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痛点。只是，作为个体，除了用文字呈现真相，我感觉面对具体难题，好像毫无办法。这是我真心的感受。
第二，关于思想困惑。我内心深处总有两种声音在搏斗，一种声音说，个体力量有限，你要克服爱操心的性格毛病，不要总是去关注过多的现实阴影，因为个体的无力最后必然将自己拖入内心的黑暗；另一种声音说，你所看到的现实，不是现实的全部，你所感知的困境，只是人类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困境，你的生活和更多的人牵连，如果闭上眼睛，背身而去，有谁会去关注那些你曾经看到的卑微身影？我承认，我内心深处确实被一种真实的纠结所左右，让我感觉无力、愧疚，因为我也是时代夹缝中的既得利益者，是体制运转的参与者和见证者，我常常为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感到不安和警醒。社会如此慌乱，我却无能为力，这种左右为难，困惑焦虑的隐秘、真实的情绪，在日常中找不到出口，我不知道，这种感觉到底来自个人的不安全感，还是来自一种现实的代入感？这种浓厚的情绪，从理性的层面提醒我，当下的时代，是否到了我们这一代需要担当的时候？是否到了需要我们认真清点自身精神资源和历史局限的时候？对我而言，如果继续躺在应试教育的摇篮所带来的惯性里，将个体成长的障碍轻易推脱到外在的环境上，缺乏自我认知，轻易向现实妥协，那么，思想力的匮乏和行动力的丧失必将成为我的宿命，也成为我无法逃脱的精神困境。
第三，关于我个人的生命经验与创作历程。我没有想到《回馈乡村，何以可能》会在网络上传播这么广。在对以往创作翻捡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关注和书写乡村由来已久。我还记得2006年博士毕业没多久，我企图做一次实地调查，将自己在广州打工的亲人命运记载下来，工作进行了三分之一，因为结婚生子，就此搁浅。后来看到梁鸿的梁庄系列出来，感觉特别欣慰，我能理解梁鸿书写乡村命运的精神动力，对她而言，这不但是一种情感选择，更是一种对个人生命的回望、检阅和担当。事实上，对一个出身农村通过念书改变命运的人而言，他在城市的真实生存状态，依然会带上出身的深刻烙印，其日常生存注定避免不了一地鸡毛、家长里短、磕磕绊绊的状态。返观自己，我个人的生活就是一普通家庭主妇的状态，孩子的吃喝拉撒、亲人的鸡毛蒜皮、单位的日常杂务，还有本职的教学、科研工作，每天都疲于奔命，不可能有完整的时间来让我创作，这样的情况下，唯有将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学术资源，才不至于让生活和思考分裂。这也是韩敬群老师看到的，我写作的内容涉及工厂、农村、养育孩子、知识分子批判等，全都是一些和个人日常生存密不可分的东西。我还要提到一点，在九十年代末期，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工厂待了四年，期间碰上九十年代国企改制，在考上研究生以前，我的身份是一名纺织厂的下岗女工。这段经历对我的改变特别大，它彻底破除了我对知识界的幻觉，让我带着生活的痛感来审视世界。我像一个旁观者，边缘心态明显，个体和时代之间的深刻关联，从根本上改变了我感知世界的方式，我一直企图探讨引起时代裂变的原因，这是我写作最核心的精神隐秘。
刚刚李云雷提到“撕裂感和主体的打开”，张定浩提到“为什么不是我承受不幸”，让我再一次审视自己。事实上，结婚后，我经常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不能是我？婚前，我对贫困没有太多感知，婚后，目睹婆婆家的生存状态，确实感受到了一个普通农家的不易。对我而言，目睹现实，以怎样的眼光审视家庭，是一件自然而言的事情。这种卑微的不幸，不是个案，不是偶然，是一种确定，中国有无数这样的家庭，我在写作《回馈乡村，何以可能》时，就是想通过家庭命运的变迁来追问，为什么是这样？为什么亲人已经尽力了，还是没有办法改变家庭的命运？文章之所以获得共鸣，是因为我撕开了他们内心的伤口，让真实的表达说出了心声。
最后我还想说，作为一个明确将自己定位于知识分子身份的写作者而言，我特别希望知识分子群体，在介入社会，弥合现实裂缝这个层面，能够有所作为。我知道今天在座的很多朋友，如于建嵘、蒋好书、刘忱、常培杰、王树和等都一直在认真地实践，他们的努力和行动告诉我，更多的知识分子深入大众，深入基层，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难题，就会在行动中逐渐化解。
再次谢谢大家的到来，诸位的真诚和洞见，让我感受到内心的希望，在温暖中升腾。
2016年3月31日改定